共同犯罪中,运用“实行过限”平衡“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发表时间:2021-01-07 所属分类:

近期,团队经办了一起危险驾驶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采纳了辩护人关于“实行过限”的辩护意见,综合其他多个从轻情节,在判处同案人实刑的同时,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对委托人作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借此案件,笔者想谈一下对“实行过限”理论的一些看法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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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行过限”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区别与联系

“实行过限”与“部分承担全部责任”都属于共同犯罪人之间承担责任的理论依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是对法益侵害结果归属的补充,“实行过限”是对“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修正。

(一)

在单独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只需为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但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因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结果均具有物理或心理的因果性,其对法益的危害性往往比单独犯罪大,所以如果一味地强调罪责自负,可能导致不当放纵犯罪的后果。因此需要运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归属进行补充。

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虽然行为人仅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也要对全部的实行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承担责任。其作用是减轻公诉机关在因果关系上的证明负担。

举个例子:

“共同射击案”:假设A、B同时向被害人C射击,C中一弹身亡,但不能查明是谁的子弹导致C死亡。在A、B无共谋的单独犯罪的情况下(同时犯),A、B只需对自己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当无法查明具体由谁的行为造成C死亡结果的发生时,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A、B都无需对C的死亡结果负责,两人都仅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但在A、B共谋杀害C的共同犯罪中,公诉机关只需证明C的死亡结果是由A或B造成的即可,A、B均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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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只要部分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结果的产生,其他行为人均应对该结果承担既遂的责任。但在其他行为人对结果的产生不存在故意的情况下,一味地要求其对结果担责,可能会导致无端扩大刑事责任,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因此需要引入“实行过限”理论进行修正。

所谓实行过限,则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部分行为人实施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犯罪行为。根据“实行过限”理论,其他行为人只需对共同犯罪故意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对超出(过剩)部分,除了实行过限的行为人之外,其他行为人无需负责。其作用是避免无端扩大刑事责任,适当回归罪责自负,从而体现罪刑相适应。

不难看出,“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属于共犯之间责任和结果的连带,侧重的是对被害人和法益的保护;而“实行过限”属于共犯之间责任和结果的切割,侧重的是对其他行为人的保护。二者是惩罚犯罪和保障(犯罪人)人权之间的相互平衡,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法治的公平和正义。

二、如何认定“实行过限”,实现责任的切割

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将是否对实施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知情”或“可预见”,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的标准。

(一)知情说

1. 不知情,不担责

知情说主张,如果行为人对其他共犯正在实施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知情,则应对该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则无需承担责任。

如在团队经办的上述案件中,委托人明知同案人有喝酒的情况下,让同案人将车辆开到停车场出口与其聘请的代驾对接,上车后委托人因醉酒昏睡,同案人没有按其要求将车交给代驾而是将车辆直接开到市政道路并发生交通事故。公诉机关认定两人均需对整个行为承担责任,并作出了一样的量刑建议。辩护人在法院阶段介入后,申请法院调取大量证据,证实了委托人对同案人将车辆驶出停车场的行为不知情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并认定委托人仅与同案人对在停车场范围内的醉驾行为存在共同故意,对此外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又如,在蒋华国等故意伤害案中【(2017)粤刑终929号】,广东省高院以蒋忠证对蒋华国在斗殴过程中临时捡起一把小刀捅刺被害人不明知为由,认定蒋华国致人死亡的行为超出了共同故意伤害的故意,属于“实行过限”,蒋忠证不应对被害人被捅刺致死的结果承担责任。

2. 知情说的进一步探讨——知情,亦不必然担责

知情说的逻辑是:行为人如果对其他共犯正在实施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知情而不阻止,便是容忍该行为的实施,故应对此承担责任。然而,在行为人没有参与该过限行为或为该行为的实施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容忍”只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其归责前提是行为人有作为义务,只有当知情的行为人对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负有阻止义务又有能力阻止时,才可追究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因此,在行为人知情的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阻止义务或阻止能力,可以成为行为人对该部分行为无需要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

(二)预见说

1. 无预见,不担责

预见说主张,如果行为人对其他共犯实施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事先有预见,则应对该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则无需承担责任。

如在王鹤、祖恒等聚众斗殴案中【(2019)辽1282刑初56号】,公诉机关指控王鹤、祖恒一方在与对方理论过程中,因双方未理智处理矛盾,致使双方均多人不同程度参与斗殴,场面失控,期间一同案人持刀捅刺对方,造成对方多人受伤,辽宁省开原市人民法院认定,因王鹤、祖恒对同案人持刀行凶的行为事先不知情且无法预见,因此同案人持刀伤人的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后果,对王鹤、祖恒而言应认定为实行过限,二人不应对此行为及后果承担责任。

2. 预见说的进一步探讨——预见,亦不必然担责

预见说的逻辑是:行为人如果对其他共犯实施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事先有预见,就是对该行为的实施持间接故意的心态,故应承担责任。然而,“有预见”属于一种认识要素,存在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罪过形态中。在有预见的结果必然发生的情况下,属共同故意的涵盖范围,不存在“实行过限”的可能性。在有预见的结果发生存在或然性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可能属于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因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所以,除了要求行为人对实行过限行为有所预见,还要求其对此持放任的态度,即主观上应有间接故意,否则不能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

因此,在行为人事先有预见的情况下,行为人采取了预防措施排斥结果的发生,可以成为其对过限行为无需要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

综上,笔者认为,在办理共同犯罪的案件时,应恰当地运用“实行过限”理论来平衡“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厘清各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做到罚当其罪,避免不当归责,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供   稿 | 梁圆圆律师团队

 排   版 | 肖宇珊

 核   稿 | 苏慧英

 审   定 | 梁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