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报案不易,维权很难——成功立案经验分享

发表时间:2020-04-30 所属分类:
公民的财产权受到非法侵害时(例如被骗了财物),选择向公安机关等刑事侦查机关刑事报案的方式,以启动刑事诉讼追诉程序,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回赃款是较好的救济途径之一。出于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维护,公安机关等刑事侦查部门对于刑事案件是否成立的把关极其严谨,刑事立案的难度超越了一般社会公众的想象,特别是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常常难以区分(例如:合同诈骗与正常的合同违约往往难以区分),经常发生群众确实遭受了刑事侵害,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未具备刑事立案标准的证据,而让公安机关认为属于民事纠纷拒绝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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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笔者所在的团队是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团队,在参与团队工作的两年多以来,曾多次协助主办律师帮助被害人向刑事侦查机关控告和报案,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刑事报案工作经验,并通过参与司法实践对立案难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近期协助当事人完成了一起诈骗案件的控告和报案,成功获公安机关立案,个中喜悦实在难以形容,所以笔者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笔者对于该起成功报案的一些小心得。
案情介绍
据被害人马某描述,2016年其和朋友前往北京参加了A公司举办的营销大会,该营销会展示运营的项目吸引参会人员进行投资。期间自称是A公司总裁助理的叶某结识了马某并加了微信。在会场上,A公司称投资其运营的私募基金有100万元的投资门槛,马某没有这么多资金,叶某就声称如果向A公司交49900元成为会员,则可以取消该门槛,投资任意金额,于是马某向A公司交纳了49900元“会员费”。后来某一天,叶某联系马某,称投资份额有限,想要投资就要尽早,于是马某向叶某支付了4万元投资款。后马某每次问叶某投资情况,叶某仅在微信上简单回复,但从不提供具体的投资情况。后马某意识到情况不对,要求叶某出具投资证明。直至2018年6月份,叶某才写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内容为由叶某代马某进行投资。又过了几个月,马某要求退出投资,叶某则以各种理由推脱。期间,马某曾向A公司询问 “会员费”取消门槛的事情,公司回复该交纳费用是来A公司听投资课程,但和投资无关,也不存在所谓“取消门槛”的说法。马某才意识到可能被骗。

马某多次电话联系叶某,叶某才承认所谓“取消门槛”只是他为了拿2万元佣金,说服她交纳会员费的借口;至于投资款,其也承认是挪用了,没有实际投资;后马某多次要求叶某退钱,叶某也承诺会退,但直至报案前仅退回了3500元。

2(图片来源于网络)

案件疑难点
1、从表面形式来看,马某与叶某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马某与A公司又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存在较明显的经济纠纷外观,也存在能够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偿的可能性。
2、马某与叶某之间有大量的沟通记录,但对于较为关键的信息,如叶某承认是为了拿佣金编造“取消门槛”事实及承认挪用4万元投资款等,由于是在电话里沟通,没有证据能够直接反映,仅能从双方的沟通中侧面反映存在这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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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办案思路
1、选择追偿方案。选择方案时,除了考虑方案可行性,还要为当事人从维权成本方面进行考虑。综合前述情况,马某愿意尝试通过刑事控告的形式追偿。2、由于A公司对马某没有明显的欺诈行为,刑事控告A公司可行性不高,故本案刑事控告的突破口在于叶某。
刑事控告的实现路径
1、先为当事人梳理事件来龙去脉
当事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往往纠结于经历的细节而无法抽离,对事情的描述总是想起一点又加入一点,感觉“事情很复杂,说不清楚,但我应该是被骗了”。所以帮助当事人梳理案件事实变得尤为重要,此时最重要的是耐心,引导当事人有序地讲述案件。
2、紧扣罪名的构成要件,突出涉罪行为的事实
以本案为例,笔者将A公司的行为从事实中抽离,呈现出如下事实:1、叶某虚构了交纳会员费可以取消投资门槛的事实,在没有取消门槛的情况下,收取了马某投资款并称已经进行投资,证明其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2、叶某收取马某投资款后,长期不出具相关投资凭证,拖延“兑现收益”的时间,在马某多番催促的情况下才出具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证实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3、围绕上述事实整理证据,并围绕上述事实对当事人发问,对一些问题进行合理解释,增强说服力
本案主要通过侧面证据去证实上述事实,尤其在本案中直接证明上述事实的客观证据比较缺乏,所以也要注重对一些问题进行合理解释以增强说服力。本案中,除了如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笔者让马某对叶某的个人的言行举止进行客观描述,并围绕这些描述,收集叶某朋友圈中的形象进行印证,合理解释为什么马某会相信叶某的说法,从而交付了投资款,增强叶某的欺诈行为与马某受骗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可信性。
4、在前述基础上尽量增添“涉案因素”,提高公安民警对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的认知。
尽管本案是针对叶某的控告,但事实与A公司有密切联系,若能对A公司的行为模式进行描述,能说明类似的行为并非个案,A公司里很可能还有许多个叶某,可能存在社会危害性较高的刑事案件,让公安民警对案件更为重视。
最终,经过笔者的辅导后,马某次日向派出所报案,经过2次补充询问及补充证据,公安机关于2020年4月6日决定立案,并对叶某进行网上通缉。
4在笔者的协助下,马某开始了其维权行为的第一步,笔者作为其代理人,坚信在接下来的过程中,通过共同的努力,可以实现为其进行成功的维权。
 
 
 
 排   版 | 关楚琪
 核   稿 | 苏慧英
 审   定 | 王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