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广州警方通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取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梅姨”谢某某落网，且对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这起牵动全国的案件迎来关键突破，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专家、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律师，就该案的法律定性、量刑等核心问题接受新快报采访。

郑子殷律师谈道，谢某某涉嫌构成拐卖儿童罪，且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他指出，谢某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关于“拐卖儿童罪”的构成要件。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行为之一的行为。

根据报道，案件中，主犯张维平的供述及谢某某本人的供认，谢某某长期作为犯罪团伙的“中间人”，专门负责联系买家、促成交易、完成贩卖并从中抽成。她的行为是整个犯罪链条中实现非法获利的关键环节，与张维平等人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共同犯罪。鉴于其在犯罪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将其认定为主犯，依法应当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

郑子殷律师提到，《刑法》第二百四十条为拐卖儿童罪设置了清晰的量刑阶梯，谢某某的罪行或将直接跨越基础刑档，进入最严厉的惩罚范围。

基础刑档：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重刑档：具备法定加重情节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些情节包括：（一）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三）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四）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等。极刑刑档：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生离之苦大于死别，行为人完全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他指出，综合案件信息，谢某某的犯罪行为在多个维度上均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使其量刑基准或直接指向死刑。

首先，犯罪数量远超法定门槛，社会危害性极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维平团伙在2003年至2005年间拐卖了至少9名儿童，这些儿童均通过谢某某贩卖。拐卖儿童“三人以上”即构成加重情节，而谢某某涉案人数远超此标准，其罪行规模与2024年被判处死刑的余华英案（拐卖11名，后查明17名）属同一量级。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犯罪，导致多个家庭骨肉分离长达近二十年，给受害者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和物质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其次，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关键，系绝对主犯。谢某某并非边缘或辅助角色，而是长期、专门负责“出手”的“关键中间人”，是犯罪链条中的“绝对主犯”。她直接促成了被拐儿童的最终“商品化”，其作用与张维平等直接实施拐骗的行为人相比，“只重不轻”。“对犯罪链条核心环节的严惩，是斩断拐卖犯罪的关键。”他表示。

再者，谢某某长期潜逃，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自2005年案发至2026年落网，谢某某隐匿身份逍遥法外超过二十年。“这种长期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毫无悔改之意的主观恶性，也是对司法权威和社会正义的公然挑衅，依法应予从严惩处。”郑子殷律师说。

他提到，同案犯已执行死刑，确立本案量刑标杆。本案主犯张维平、周容平因拐卖儿童罪已于2023年4月被依法执行死刑。这已充分表明，司法机关认定该案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极端恶性案件。作为与该案罪行“只重不轻”的共犯，谢某某的量刑不可能轻于已被执行死刑的同案主犯，这符合“同案同判”的司法原则。

郑子殷律师还谈到了国家司法政策对拐卖犯罪持“零容忍”高压态势。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惩态势。无论是余华英被判处死刑，还是中国法院网文章强调的“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贩婴链条上的每一起恶行”，都释放出对情节特别严重的拐卖犯罪坚决适用极刑的明确信号。在此政策背景下，谢某某的罪行难有从宽余地。

郑子殷律师指出，谢某某（“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且存在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系共同犯罪主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长期潜逃等多重法定及酌定从重、加重情节。其犯罪情节之严重，与已被执行死刑的同案犯张维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符合近年来对类似恶性拐卖案件判处死刑的司法裁判标准。

因此，他表示，从法律逻辑和司法实践层面判断，谢某某的行为已达到《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程度，依法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最终的定罪量刑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严格审理，以查明的全部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并考虑其到案后是否有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但就目前披露的案情而言，等待她的，极有可能是法律的终极严惩。”郑子殷律师表示。

*文章转载自新快报：律师：“梅姨”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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