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2万余元生活补贴被监护人挪用，成年后账户仅剩4.23元”的报道引发社会热议。事件当事人阿文6岁时成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由大伯担任监护人，但其名下的国家专项生活补贴被大伯挪作他用，自身并未实际获得保障。针对该案例背后的法律定性、责任划分与监管路径等核心问题，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律师接受广州日报采访并作出专业解读。

郑子殷律师表示，首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补贴，其性质绝非普通家庭内部的“赡养费”或“帮补家用的钱”。它是由国家财政拨付、专门用于保障特定困境儿童基本生存权益的专项补助资金。部分公众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也许知道“监护人为被监护人利益”方可处分财产。然而，何为被监护人利益，原生家庭遇到挑战帮补家用算不算被监护人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当大伯将这笔钱挪用去还亡弟的债务（法律并未规定父债子还，即便要还也仅能用父亲的遗产进行偿还，而不可以也不可能用这笔专属款项进行偿还）、贴补姐姐的开销时，就已构成违约。”郑子殷律师认为，一线工作者需要有清晰的法律认知，事实上，“被监护人利益”的解释必须严格限定于该儿童本人的生存、教育、医疗等直接需求，绝不包含其原生家庭的债务清偿、其他亲属的抚养开支。

“有的人可能担心道理都懂，但缺少对应的执法条件。但事实上，我们国家是有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回应上述情况，可以从司法层面进行民事以及公益诉讼，这时候就看我们有没有制度性的发现机制以及执行的决心，去把相关法律背后的精神落地。”郑子殷律师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当“钱算得一清二楚”，这时，阿文大伯又要独自抚养阿文姐姐和阿文，还要偿还阿文父亲的债务，如果因此面对切实的生活困难，又该如何处理？在郑子殷律师看来，阿文和阿文大伯面对的其实是两个独立事件，每个独立事件需要有完整闭环的应对机制。其中，“孤儿补贴”的用处本来就是用于“孩子的生活保障”，这是一个独立事件。

至于大伯在面对抚养阿文姐姐和承担阿文父亲债务中遇到的困难，是另一个独立事件，应当进入对应的社会救助或支持系统，比如低保、临时救助、债务责任边界厘清等。这里的关键不是否认“家事复杂”，而是不能让“家事复杂”稀释法律规定的儿童权利。拆开之后，责任链才清楚：阿文的补贴有没有被专款专用，是监护履责和资金监管问题；大伯家庭是否陷入困境，是社会救助和家庭支持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一事一议，而且两个事都该被看见，并独立完整回应，“另外阿文的姐姐如果属于困境儿童，属于‘事实孤儿’，也应当获得对应的支持，不能违背专项专用原则”。郑子殷律师认为，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结果很可能是所有人都“陷入困境”，而孩子的权利也被悄悄让渡，导致“共输”的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把事情的脉络梳理清楚，但对一线未保工作者而言，面对的困境依然现实。

“监督到每一分钱的使用和去向”，实报实销也不现实，这一点无论是看技术还是基层资源和人力客观条件，都难以实现。而郑子殷律师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落点或许是“钱背后的那个责任”——监护责任。事实上，社会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孩子有没有拿到钱，还有孩子本身的各类权益保障有没有在监护人的抚养下得到完整保障，有没有其它可能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

实际上，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每个主体不再是“自成封闭体系”，而是一个整体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抓手都可以互通资源、互为抓手，各自服务时，都可以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系统支持有哪些，进而发现孩子缺了哪些，或者暴露在怎样的风险里，以及谁可能有资源和政策应对，才能及时互通，避免重复作战或出现协作盲区，每一个孩子才有可能在完整的保护下健康成长，而这不是基层工作人员一方可以独力顶替的多元未保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这个案例的另一个关键，是本该多元力量互补互为线索和资源抓手的系统工作，目前大多是由基层单一力量来支撑，“而接下来我们如何以及是否可以激活这个多元应对系统”。毕竟，守护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

*图文转载自“广州日报新花城”，原文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